随着网络信贷平台变得越来越普及，网贷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某种“生活方式”。
超前消费固然可以带来一些快乐，但网贷平台的便利常常掩盖了其中的风险。在负债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被网贷“杀死”。
2017年4月，身负数十万欠款的Megan住在朋友在广州市区的公寓里，和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他可以帮帮自己，还一部分欠款。父亲拒绝以后，Megan想着自己信用卡里的欠款，觉得未来毫无希望可言，绝望的她来到公寓的28楼，连遗言都没有留下，只想纵身一跃，结束自己的生命。望着下面车水马龙的街道和来来往往的行人，Megan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想到妈妈生我不容易吧，我还没有让她和我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是因为不甘心自己的日子里都是黑暗和阴霾吧。”
Megan脑海中的两个自己进行了痛苦的较量，最终理智战胜情感，她还是从28楼下来了。
时间回到2015年12月，工作六年的Megan不想再每天打工、事事都要看他人脸色，正巧她当时在中山大学的一个关于股权策划的讲座上认识了一位创业者刘某。在刘某三番五次的介绍下，Megan决定和他一起创业开公司，并将自己的15万积蓄全部转到了他指定的账户。2016年，奶奶重病之时，Megan想要退股拿回自己的积蓄，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钱根本没有被用于投资，而是直接打入了一个私人账户，而所谓的创业不过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骗局。
从2017年1月开始，失去积蓄、工作也不稳定的Megan开始使用信用卡套现，刚开始只是套现付房租，到后来别的生活开支也开始依赖信用卡支付，“后面找律师，打官司，花的钱也都是信用卡的。”
最糟糕的事发生在2018年，被骗之后的Megan一直情绪不稳定，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多疑。这样的变化让她在职场无法与同事正常相处，“闹了很多矛盾，不让你顺心的那种，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想赶我走。”在大大小小的摩擦积累了半年以后，Megan在2018年5月终于决定要辞职。
失去收入来源的她变得更加依赖信用卡，在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及时还款后，开的卡也从三张慢慢增加到了六张，“一张卡还一张卡”，两年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让Megan的六张信用卡累计欠下了三十多万的债务。
“缺多少套多少，后面账目连我自己都搞不清，都是看的短信。”她在采访中回忆。
从2018年后半年开始，不甘心浑浑噩噩生活的Megan下定决心要努力还贷。她在一个培训机构找了一份新工作，申请了公租房，把吃饭、交通这样的生活开支压到最低，再根据收入分配每一张卡还款的金额、时间，保证信用不受损。从2018年到现在，Megan的欠款已经只剩下一万多没有还清，自己还攒下了三万的积蓄，“之后会重新规划一下吧，比如基金国债定存，之前买的会一直买下去，毕竟没有负债了，储蓄和投资会更精细一点。”
经历过低谷，在轻生边缘徘徊，最终能绝地反弹的Megan是中国大量负债者中坚强而幸运的那部分。但也有的人，在网贷和信用卡的泥淖里苦苦挣扎，也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这二十多年以来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唯一对不起的是我的家人，他们赋予我很高的期望，我厌恶自己不能履行对他们的责任，但是我真的做不到了，我真的想解脱出来，我是个混蛋，我只希望来生给你们做牛做马，对不起。”
2019年8月底，在备忘录里留下这最后一段话之后，23岁的许阳选择从南京一座酒店式公寓的28楼纵身跳下，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
在许阳去世前的一年里，他从10家持牌金融机构向其放贷36笔共计7.2万元，到去世时仍有2.15万元余贷尚未还清。
许阳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未还清的网贷却不能因此结束。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在许阳离世的第四天，许父刚将儿子的骨灰盒送到当地一家寺庙安放，就收到了一家网贷平台的催债电话，冷冰冰的机器音重复着“许阳一个月应该还600多元”。不仅是他，许阳的母亲、爷爷、奶奶都相继接到了催债电话，对面的机器按照程序重复着催债流程，对他们的悲伤毫无回应。
尽管许阳在备忘录的遗书里写着，自己是因为抑郁症才选择结束生命，但生活的点点滴滴似乎都表明，网贷的压力可能才是他自杀的真实原因。
在许阳自杀之前，他的父母从未接到过网贷平台的催债电话。但在2019年4月，他曾给父亲发微信说，自己借了一笔校园贷，在学校里拆东墙补西墙，压力实在太大，确实还不了，请爸爸妈妈原谅，帮忙把钱还掉。当时许父给他打了9万多元，其中8万元还掉了，还有一个平台1.1万借款因为没有到期没能还掉。
“他自尊心太强，觉得我和他妈妈挣钱不容易，所以不愿意再让我们帮他还债，而且也不想让人知道他借了太多校园贷，所以才会留遗言说得了抑郁症。”许阳的父亲在“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里这样说。
像Megan和许阳这样的因为网贷和信用卡而负债累累的人，在生活中其实并不少见。去年12月，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成立，不到一年，就已经聚集了两万多人。组员们的负债从几千块到上千万不等，而大家负债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是被熟人诈骗，失去积蓄以后开始依赖网贷生活；有的人是投资失败，妄图靠网贷来恢复断掉的资金链；有的人是沉迷网络赌博，一天在平台上借了十几万；有的人则只是从套现几百块来玩游戏开始，积少成多欠下了数万元。大家借贷的平台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是直接使用信用卡套现，有的人是坚持使用支付宝、京东、百度这样的大平台，也有的人投身于“我来贷”、“榕树贷款”等小平台。
这一切都隐隐透露着一个事实，网贷的诱惑似乎已经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五花八门的贷款类型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让越来越多的人踏入这个深渊。
近期被媒体曝光的佳丽贷就看准了在夜场、KTV等地方工作的年轻女孩，利用她们社会经验不足、对金钱的需求量大以及利于控制等特点，以“低利息、无抵押、放款快”等幌子来引诱年轻女孩借款。而这些女孩们并不知道，看似有人的贷款背后，却有着拍摄裸照、虚增借款金额、签订阴阳合同、收取高利息等一系列“致命陷阱”。
一旦借款人无法及时还款，“佳丽贷”团队则会以将裸照曝光给她们的家人为要挟，强迫这些年轻女孩到各地的KTV去坐台，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来偿还债务。更有甚者，还会强迫借款人通过捐卵来赚钱还款。
除了“佳丽贷”这样骇人听闻的贷款类型，生活中很多随处可见的广告、宣传也在无形中鼓励大家通过贷款、超前消费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一家三口的日子，再精打细算，女儿的生日，也要过得像模像样——37岁的施工队队长，用花呗给女儿过生日。”
“有了这张大号双人床，躺在上面，做的梦也更大了——22岁的职场新人，用花呗购置新家具。”
这些看起来温情脉脉的广告背后，却因为在无形中传播了“超前消费”的价值观而让很多网友感到不舒服。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到的：“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它们是一串意义，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
一系列的广告和流行逻辑似乎正在对人进行心理上的催眠、暗示与操纵，也让超前消费和借贷变成了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事情。没有繁琐的程序，没有复杂的担保，你需要的仅仅是输入身份信息和密码，就能轻松获得一个不错的额度。这样简单的程序让人渐渐遗忘，信贷背后隐藏的风险与危机。
2019年，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发布了一份以中国年轻人（90后或95后）为主的消费信贷现状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总体信贷产品在中国年轻人中的渗透率已达到86.6%，其中有近一半的人是把信贷产品当作支付工具使用，如信用卡在免息内结清。但就算是扣除作为支付工具的部分后，中国年轻人实质负债人群仍然占整体年轻人的44.5%。
事实上，在这个“万物皆可贷”的时代，负债早已不是什么少数人的负担，如果你从不使用信用卡和花呗这样的消费信贷产品，可能才会成为别人眼里的异类。
尽管花呗提供的大部分是小额资金，也不像大部分网贷平台一样会产生极高的利息和风险，但是对很多负债累累的人来说，花呗就像是一个裂缝，让他们从此坠入了深渊。和Megan遭遇了偶发性诈骗事件不同，Peter深陷网贷泥淖的经历大概能代表更多的年轻负债者：最开始只是使用信用卡消费，然后开始利用花呗、借呗套现来投资；事情从某次资金周转不灵开始变得不对劲，投资收益不及预期，日常工资无法按时还上借款，只好再从别的平台借钱还款，以贷养贷的模式一旦开始就难以停下，最终将几万的债务滚成了几十万。
2018年刚开始使用信用卡和花呗时，Peter一度对这样的信贷产品上瘾，“因为无缘无故多出来这么多钱，而且是分开来还，会让你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一下子有机会来动用这些款项，而且慢慢还也不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错觉之下，Peter从百度有钱花贷款上借出了八万元，并用其中的五万元购买了一支手表。
拿到实物的那天，Peter产生了一种飘飘然的兴奋感，但这种兴奋很快就被分期还款的现实打碎。他花了半年的时间还清了这八万元，在那以后也不再使用信贷平台来进行超前消费。
Peter再次打开信贷平台已经是2019年下半年的事，他那时候打算自己投资做生意，但是月光的习惯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积蓄，为了获得启动资金，他选择了在支付宝（花呗、借呗、网商贷）、京东、百度三个平台上借贷。
“最开始没有（挣扎），因为我觉得有投入就会有回报，回报的部分可以大过那些利息。”然而事与愿违，Peter开始投资没多久，疫情袭来，一切停摆，他的项目也像一口枯井，不再给他任何反馈，而他的借贷总额也慢慢累积到了五十万。
像每一个负债的年轻人一样，Peter在刚刚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负债状况，经历了一段极其焦虑的时光。疫情刚开始时，他整夜整夜无法入睡，一直要熬到凌晨三四点眼睛实在睁不开了才能勉强睡着，尽管入睡之后也常常会半夜惊醒；更糟糕的是，受到欠债的影响，他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更不用说他原本有谈恋爱的打算，现在也完全泡汤。
每个月的15-23号是Peter最难熬的时候，这期间的每一天，他几乎都有至少一个平台需要还款。而他每天需要做的则是思考如何从不同的平台“找钱”来还贷，“今天用支付宝，明天用京东，再下一天就尝试百度。”
有意思的是，在经历了这样痛苦的经济危机之后，Peter却选择辞掉了自己现有的工作，完全投入到自己的投资项目里。辞职的时候，Peter明白自己面临的风险：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时，自己将会更加容易受到网贷的诱惑；而失去了每个月的工资收入之后，为了支付房租和生活开销，自己对于网贷平台的依赖也会更重。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自己真的想要上岸（豆瓣小组里对于“还清贷款”的别称），就必须全身心投入到能够有高回报的项目里。
“我总觉得我争取到了时间，万一有一个项目成功了，我就能多半条腿，或者说有一条腿上岸了。踏踏实实做一份工作来还这些钱的话，我看不到希望，短的话是五年，长的话是十年。在年龄上我还是有一些悲观的，当你35或者40岁，你还能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在微信或是搜索引擎上输入“网贷”，那你大概会看到无数篇文章在抨击年轻人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无休止的虚荣心。然而，大量年轻人陷在网贷陷阱里的原因显然不止是虚荣心作祟。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开始使用网贷平台是因为不想向身边的人开口借钱或是身边人不愿意借钱。
“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有需要钱的状态，也不希望他们帮到我，”Peter提到。“一个人成年独立了之后，爸妈可以帮你，但是没有必要和你一起承担风险。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我这个年龄（30岁），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已婚生子，也有负担。”
开口借钱很难，向其他人坦白自己的债务情况同样不易。不管欠债多少，对于绝大部分的负债者来说，上岸的第一步，或许也是最挣扎的一步，就是向父母坦白自己的债务情况。有的人或许希望自己的父母可以拉自己一把，避免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有的人也许只是难以承受债务的压力，希望从父母这里获得一些心理安慰和支持，但相同的是，要迈出这一步对每一个人都很艰难。
和“负债者联盟”里大部分人的债务情况相比，欠债四万多的大白并不算是夸张，然而对于她来说，和父母开口却仍然难于上青天。
在开启网贷之后，大白就觉得和家长打电话也变成了生活的一个负担，“我希望爸妈觉得我还不错，也希望他们都过得还不错，所以每次挂电话也都特别快。”
在豆瓣小组一个“同路人”的鼓励下，大白原本想在这周四和父母坦白，但是越到坦白日期她越是没有勇气，最终胆怯与恐惧战胜了理智，她又把坦白的时间延迟到了下周二。
“孩子心态不是一直这样吗，小时候做错事都会怕爸妈知道，长大也一样，我怕他们失望。”
大白其实幻想过无数次自己坦白的场景，她知道父母不会打自己，也一定会拿钱帮自己，但是生性暴躁的哥哥就未必了，“他会骂我会打我，这倒不怕，我怕他各种语言上的羞辱。”
说到这里，大白犹豫了一下，回复说：“也可能又会是周四（去坦白），侥幸心理希望我哥哥不在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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